文字直播海边的“海德格尔”:哲学在左,工厂

阅读 784 2022-01-10 11:17
原创 小昼 极昼工作室文 | 李晓芳

编辑 | 王姗

一张书桌

书桌不用太大,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,一台二手电脑和kindle,几本哲学书,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,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。

每天晚上8点下班,吃过晚饭,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。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,也读尼采,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,“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,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。”哲学晦涩,有时他卡在某一段,又累又厌烦,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·波尔特撰写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,直到深夜十一二点。

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,房租550块,除了书桌,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——那是妻子的“领地”,她或躺或坐,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。没有衣柜,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。临时有访客,就把衣服挪到床上,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。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,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。楼栋挨得极近,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,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。●陈直的书桌 李晓芳摄

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,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。陈直今年31岁,江西赣州人,20岁开始打工,辗转于服装厂、货仓、印刷厂,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,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。工作并不劳累,但虚耗时间,不能玩手机,不能打瞌睡,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。

和之前相比,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,“起码有自己的空间”。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,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,负责组装iPad屏幕。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,十人一个宿舍,上下铺,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,气味混杂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,甚至连椅子也没有。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,交情谈不上好,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、打游戏,或者刷自考资料。

每天晚上下班,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书的kindle,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,就着路灯看书。他提到在宿舍里,“有人看到我用kindle看英文书,会大惊小怪,我不愿意这样子。但是我也不愿意不阅读了。”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,忙着聊天、谈恋爱、遛孩子,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,这让他感到安全。长椅、花坛边的石阶,都可以成为书桌。

翻译则要等到周末。2021年4月,他开始翻译《海德格尔导论》,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,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,选一张空桌子。从早上9点开始,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,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,一天能翻译三千个单词。

因为打工,他到过不少地方,也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。在陈直看来,一座图书馆好不好,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,而是空位够不够多,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。从这点上说,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,广州的过于拥挤,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,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,安静、空位多。

从春天到秋天,从深圳到厦门,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,文档越积越长,他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完成了《海德格尔导论》的翻译。

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,陈直说,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,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。也有务实的成分,他厌倦了流水线上一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,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,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。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,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。

期间,陈直每翻译一个章节,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,询问,“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,看是否有出版可能?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,而非大学之中。”回应者寥寥。他给出版社发私信,石沉大海;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,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。

没有更好的方法了。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,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,标题为“我是农民工,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”,他写道,“我听说,可以以‘同等学力’入读大学。因此,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书《海德格尔导论》。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,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‘同等学力’。”

反差鲜明的“农民工”和“海德格尔”让这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。他以“读哲学的农民工”身份火了。●陈直发在豆瓣“海德格尔”小组里的帖子。图片来源网络

失败者简历

2021年末,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,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,受到许多争议,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。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长年缩在校园里的大学生,有一种青涩气质,他大约一米七高,偏瘦,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,喜欢趿一双拖鞋,走路飞快,边说着话边渐渐融进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。

发帖前,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,失业半月有余。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,也带来了一些机会。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,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工作。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,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,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,“我从来都没有过‘简历’。”陈直说。他感到为难,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,有什么可写的呢?

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,又建议他,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。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,300多字,交待了自己31年的人生。那份个人简历中,他写道,“2010年10月(开始)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,如海德格尔、克尔凯郭尔、现象学、黑格尔等。”

没有更多介绍了。陈直更常用“失败”来描述31年的人生,“从一般的角度来看,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。”说这话时,他表情平静,语气没有明显起伏,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。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,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种,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,没能买房买车,没能让家人颜面有光。

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,那可以说,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在陈直生长的地方,人们种稻谷和脐橙,一年两季或一季,或者是到浙江、广东一带打工,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。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,读数学系。

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,“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?”小学五年级,他第一次思考“死亡”这个问题。那时他到学校寄宿,和母亲告别,却突然恐慌,“母亲不见了怎么办?我该依靠谁?”在他的家庭,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、粗暴,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,是母亲勤奋坚韧,勉力维持这个家庭,给他鼓励,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。

读到高中,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,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,比他自信,比他家庭幸福,他生出煎熬的疑问:“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?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庭?”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,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,“为什么我是我,而不是他?”

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,哲学是唯一的波澜。在大学图书馆,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书,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《哲学之树》。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、黑格尔、尼采,形而上学、现象学和存在主义。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,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。

他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,“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,什么事也不管,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,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。”

他想追问“知识的本质”。他学习数学,对集合论、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,但陈直认为,“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,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。”他又去读心理学,想探究,“意识是什么?感觉的本质是什么?”发现这一学科同样“不够深入”。

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。黑格尔说,“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”。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,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,“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,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。”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,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,“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。”

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,每天睁眼,除了吃饭,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。读康德、黑格尔的原著,读不懂,就去翻邓晓芒、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。专业课不上了,他开始挂科。读到大二,学校找他谈话,让他退学。

他想要继续读哲学,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,转系不可能,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。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。于是,他自己做了决定,签了退学同意书。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,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,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。而父亲,他有些回避和冷漠,“我不知道。我不关注他。”

失语的人

结婚前,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。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她大两岁,人很老实。第一次见面,两个人都羞涩紧张,陈直缩在角落,一句话没说。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,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。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,两人相处了两个月,约着吃饭、散步,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,说的最多的是他的母亲。

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,陈直并不想结婚,他理想的生活是“一个人待着,研究哲学”。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话。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?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。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。2020年初,他们结了婚。

嫁进这个家,林秀秀才发现,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。婚前有一年春节,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。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,一打开,里面全是哲学书,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,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。母亲曾经问他,“你这样过着,值得吗?”至于父亲,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,说他成绩差,天天睡觉、不上课。

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,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,她问,“你看什么书?”陈直说,“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。”她一看,全是英文。桌上还有中文译本,翻了两页,文字晦涩深奥,她觉得头疼,“妈呀我看不懂。”陈直没说话,也没有主动向她介绍过海德格尔。后来,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,直接抱着孩子转身,“你看书,那我不打扰你了。”

两人在厦门打工,屋子小,一次她刷偶像剧片段,陈直有点嫌弃地跟她说,“你吵到我了。”从那次开始,每次看短视频,她会下意识地把耳机带上。陈直也批评过她,说她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用,林秀秀不服气,“我知道没用,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。我上一天班好累,我就想回来放松。”两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,下班回家,一个读哲学或翻译,一个看言情小说,各干各的,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。●陈直和妻子两人的出租屋。讲述者供图

和陈直相反,林秀秀温柔善谈。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,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。每天工作12小时,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,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。一天下来,腰背酸痛,双眼像硌了细沙,又干又涩。

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。林秀秀基本不休假,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。陈直每周都要请一天假,做翻译、读哲学,否则他撑不下去。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,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,“一天12小时,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。”她们唱抖音神曲提神,聊昨天刚看的偶像剧剧情,讨论午饭吃什么,或是谈起自家孩子。

陈直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。和他一起打工的人们——陈直不喜欢用“工友”或“同事”称呼他们,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——没有人知道,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。陈直说,自己并不觉得孤独。

一些时候,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,“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,我老公又不喜欢。”一次,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,“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,把别人家的姑娘泡到手。”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,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。

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,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,或是打日结工。他不和同事们来往,渐渐感到被孤立。“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,比如不正眼看你,我主动跟他说话,他也不会理我。”每当这种时候,他会感觉受到侮辱,同时有种不安全感。

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,陈直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来,最严重的时候连“我”字都说不清。后来一开口,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,他更加沉默。

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,有时也不说。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,只是需要一个有“安全感”的环境。实际上,在媒体到来之前,相处近两年时间,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。她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,才发现,“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?”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,“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有时都觉得他说得太多了。”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。

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,“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,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,只要读,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?也没有别的限制。”陈直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:passion(热情)和commitment(使命)。他一直拿不准该怎么翻译Commitment,“使命”太重,而“承诺”又太轻。但他不知道passion翻译成“热情”也并不是那么准确,它源自古希腊语,原意是“受难”。

他第一次察觉到“使命”,是在2014年左右了。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,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passion之后,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passion,如同神谕般,“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,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。”

那时,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,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。陈直说,“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,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。”但现实是,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,他照常站上生产线,继续组装零件、贴标,日复一日。●厦门工厂的招聘信息 李晓芳 摄

“什么狗屁哲学”

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,一天下班后,陈直跟妻子林秀秀说,我有点累,想休息一下。林秀秀没反对,“好,你累了就休息。”他再次辞职。

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他精心规划的:不能到生产线车间,因为这是最累的。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,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,相对轻松,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,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;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,可以坐办公室,但需要懂电脑,工资比生产线低些。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,“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,就可以升技术员了。”

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,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;不能穿拖鞋;工牌挂到胸口。一有不合规,马上扣分罚钱。陈直觉得实在可笑,而林秀秀说,“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,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。”

林秀秀并不责怪他,她知道陈直的格格不入。她无法理解哲学对陈直意味着什么,但也不阻拦,“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,一边上班,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,我是不反对的。”即便是这次离职,林秀秀说,陈直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,他不是不焦虑的。

很多时候,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。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,陈直觉得无话可说,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,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?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直,“你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,你跟他说两句话。”

她满意自己的丈夫,“网上说他不顾家,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。”她一件件数出来,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,陈直会抢着帮忙;给儿子买尿不湿、奶粉,她交待好买什么牌子,陈直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;这段时间陈直没工作,衣服是他主动洗的,还会给刚下班的她做炒饭。

婚姻给了陈直一些实在的东西。比如他承认,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问题,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,“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。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一些,因为他完成了结婚、生子两大任务。他觉得林秀秀挺好,“起码她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。”

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,陈直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,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,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几次追问下,陈直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,“我不想显得和我老婆特别亲密。”

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:他是一个富二代,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。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,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。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,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,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。他一生都没有结婚——“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。”陈直说。

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,在文章中写下,“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(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地生活)中走出、即便是被迫地走出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
走红之后,有人评论,陈直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,好好挣钱,先把生活过好,再想其他的。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,“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,换成这些人的观点,海瑞肯定是不行的,家庭那么穷是吧?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,所谓的柴米油盐。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,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。”

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。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,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,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,成为“最没用的那类人”。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: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,谈话中,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,而朋友没有反驳。他说自己“身处社会最底层”,感觉自己“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”,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,“店员都不理我,他们会招待别人。”

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,因为“我挣的没她多”。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,林秀秀几次否认,“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想?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,有能力养活自己。”春节回家,陈直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,“他突然问我,你说我买衣服回去,别人会不会说我?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。”林秀秀说。

“贫穷”也是陈直时常提及的状态,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,他说,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。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,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。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?陈直说,“我一直很焦虑,现在就焦虑,因为没钱。”

他时常说哲学无用,“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,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,我是觉得什么狗屁哲学是吧?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。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,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?”●陈直工作过的电子厂。李晓芳 摄

无望的逃离

有过三年多的时间,陈直没碰过哲学。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、扔了,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,一点没留。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,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,于是就读英文小说、历史和人类学著作。

没了哲学会怎么样?“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。”想了想,他又补充,“但是也好像有,我读那些小说、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,都是非常浅的阅读,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,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。”

那是2017年,陈直在汕头,玩具厂的工作早已结束,他没找到新工作,没有收入,真正到了“吃饭都吃不了”的地步,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,对方借给他几百块,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“朋友”来称呼的工友。

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,写出几篇论文。他列了四十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,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。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内,看着太阳从初升到日落,屏幕一片空白,不由地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,在日记中写道,“我彻底不干了。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。如果以后有机会,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。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。必须放弃!”也是在那个时候,他第一次喝白酒,买最便宜的二锅头,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。

他彻底放弃了哲学。

陈直尝试过赚钱,他在网上搜索股票,投了几千块,不到一个月时间,亏了两三千,他赶紧全取了出来。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,他试着自学编程,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,想过报班,但费用至少一两万,他交不起。

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,做服装直播,让他过去帮忙打下手,但这门生意只持续了三四个月,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。“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。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,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。”他重新逃进哲学。

在陈直2021年写的文章中,他坦承: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,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,因此我再次回到我“自学”了多年的哲学,主要是海德格尔。

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,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。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,发现翻译很不错,没有明显错译,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,“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,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这种。”

因此,当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,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,“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,你去图书馆,有书就可以看,这是很低成本的。但让我触动的是,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,不工作,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陈直好,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,我觉得挺讽刺。”章文觉得,这不是阶级的问题,更关乎个人选择。

然而,陈直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。重新回到哲学,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。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,陈直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: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,并且是多重的悲哀,我感到,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,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。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,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,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、不幸的出现。

他知道“哲学是无用的”,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。十一年前,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,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。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,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。残酷的是,十一年过去,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,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。

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,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,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。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,给他打了笔劳务费,他的笑容藏不住,“我没想到还能有钱。”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,却临时取消了,他有点遗憾,“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。”他很久没有收入了。

章文判断,以陈直多年自学的水平,“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。”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?要读博士吗?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,除了学术水平,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,这是陈直更应付不来的领域。要以哲学为生吗?但章文说,“我们一个班十六七个人,可能有80%的人是考选调生,当公务员。”●陈直打印出来的海德格尔哲学书

等待

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?毋庸置疑,他当然可以。可另一方面,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。

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,陈直已经现实了许多。他翻译《海德格尔导论》,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,作为同等学力入读大学,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力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。帖子火了后,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,鼓励他可以先自考,补上学历,再一步步读研究生、博士。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。

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,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。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,他已经31岁,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,而且自考还要花钱,不能赚钱,“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,甚至专科学历,我不想干就这样。”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,“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,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,我都这么多年过来。”

“可是你说很痛苦,你想改变现状,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?”

陈直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,“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?是社会的问题是吧?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,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?”

有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,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。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周边的快餐店,陈直突然开口,“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,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,我也可以。”他又强调了一遍,“我也可以。”

31岁这年,陈直重新阅读尼采。20岁出头,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,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,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。后来,人生被碾磨压了又压,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。“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,Amor fati。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,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,你依然爱它,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。”

离开厦门之前,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。深夜的工业园区,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,陈直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,“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。”在他的理解中,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,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。

他几次强调,“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,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,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。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,而不是一个爱好者。”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,但如果能进入大学,“那是可以说的,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。”他说,“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,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。”

我在最后才发现,抛开围绕在陈直身上的所有争议,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,陈直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,“安静的书桌”。

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,他抱了极大的期待。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——在校园里工作,不看学历,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,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。

等待结果的时间里,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,吃便宜的食堂,每天花不了几个钱,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。他每天到阶梯教室“高度紧张地阅读”,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,会有更多的时间,从明年开始“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”。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,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。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,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,“如果以后我(哲学)水平高了。”

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,在那张书桌旁,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,他起了兴致,“我现在正在翻译,我念给你啊,”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,找到那行让他感到passion的句子,“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。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,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,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。”他还没有找到那个“真理”,但起码在那一刻,他确实是开心的。

(文中人物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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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《海边的「海德格尔」:哲学在左,工厂在右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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